《西域研究》
“西域”一词始见于汉武帝时期,指玉门、阳关以西的地区。近年来秦汉时期的西域研究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由于史料的限制,学界历来多从汉王朝的角度来研究汉朝对西域的经营,即使有涉及匈奴的研究也多是从汉王朝与匈奴对西域的争夺视角出发,而对匈奴与西域的互动关系关注较少。近年来这一局面有所改观,一些学者陆续注意到匈奴对西域的经营与统治,如秦铁柱《论西域对匈奴的战略价值》一文提到在张骞凿空之前匈奴已经建立起对西域的统治,并总结出西域对匈奴的价值,即提供物资和装备的价值、地理战略价值、贸易价值,因此匈奴与汉朝围绕西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1]。苗普生《匈奴统治西域述论》一文对汉王朝与匈奴在西域的争夺、匈奴统治西域的政策和措施进行归纳总结,并分析出匈奴在西域争夺中最终失败的原因[2]。李海群《两汉时期匈奴对西域的经营和统治——基于考古资料的考察》利用考古材料对匈奴文化在西域的显现进行梳理,从而证实匈奴对西域的统治[3]。他们都注意到在汉朝进入西域前匈奴已经对西域有所经营,“西域”成为匈奴重要的地理概念。
王子今教授较早关注了匈奴经营西域的情况,如日逐王和僮仆都尉是匈奴负责经营西域、统治西域的官员,是匈奴统治西域的关键所在,他在《“匈奴西边日逐王”事迹考论》[4]和《匈奴“僮仆都尉”考》[5]两篇文章中对日逐王和僮仆都尉分别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此外王子今教授还有多篇相关论文问世,如《匈奴西域“和亲”史事》[6]、《匈奴控制背景下的西域贸易》[7]、《草原民族对丝绸之路交通的贡献》[8]等。近年来出版的《匈奴经营西域研究》[9]一书是作者在多年来已经取得的匈奴史、西域史研究成果上进一步的推进,弥补了这一领域尚无专著面世的缺憾,有力地推动了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化和体系化。 《匈奴经营西域研究》一书主要分为正文和附论两个部分,其中正文分为八章,另有三篇附论,书末有“相关参考资料”“作者相关研究论著目录”“秦汉西域史大事年表”“西域族名国名地名索引”和“人名索引”等补充内容。《匈奴经营西域研究》一书视角新颖,多有创新之处,以下选取该书最为精彩的三方面研究内容进行展开论述。
一、僮仆都尉“赋税诸国”的内容
关于僮仆都尉,《史记》中没有记载,《汉书》中仅有两条记载,兹列于下:
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10]3872
其后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10]3873-3874
从中可以看出,僮仆都尉是日逐王的属下,通过“赋税诸国”而“取富给焉”。后来由于日逐王降汉,西域都护设立,僮仆都尉一官也随之废置,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受到了很大打击。但是僮仆都尉赋税诸国的具体内容,仍然不得而知。
一些学者据有限的材料对此进行研究,如侯丕勋认为僮仆都尉实现了匈奴对西域的政治、经济控制,西域诸国变为匈奴的财赋来源之地,匈奴能够获得其“马畜旃罽”[11]。陈序经在《匈奴史稿》一书中指出征收赋税“直接受日逐王的指挥”,并引用王先谦《汉书补注》中的说法,“僮仆都尉盖主简阅人口”,即清查人口,其目的是征收赋税和抽调丁壮当兵[12]。徐国云则认为僮仆都尉“赋税诸国”说明了匈奴役属西域“也重在其财富,不在其兵力”[13]。林幹指出:“僮仆即奴隶之义,僮仆都尉即管理奴隶的总管。可见匈奴统治者征服西域(今新疆地区)之后,即以各族人民为奴隶,设置奴隶总管(僮仆都尉)去监督和奴役他们,并征收(勒索)他们的赋税以养肥自己,因此自己也就成为西域各族人民的大奴隶主。所以《资治通鉴》(卷二八汉宣帝神爵二年条)胡三省注: ‘匈奴盖以僮仆(奴隶)视西域也。’”[14]
王子今教授则并没有局限于这条史料和相关注解本身,他在《匈奴经营西域研究》一书中,指出“赋税诸国,取富给焉”这种行为“并非匈奴对汉地经常施行的突发式或季节式的掠夺,而具有了制度化的性质”,并利用《史记》中的其他记载,论证“赋税”是国家行政管理的基本制度,并结合《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证明匈奴对西域征收的“赋税”是比较苛重的。此后,王子今教授依据匈奴的经济形态和西域的物产,推断出匈奴“赋税诸国”的内容,即谷物、铁器、罽絮等,并提出匈奴向“乌桓民”征收“皮布税”的情形可以作为匈奴在西域“赋税诸国”的参考。这样,作者另辟蹊径,通过对西域物产的分析和匈奴向乌桓征收“皮布税”的记载推断出僮仆都尉“赋税诸国”可能的内容,就将史无明载的僮仆都尉“赋税诸国”的内容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得到了较好的解决。此外,该书作者还首次对“赋税诸国,取富给焉”的范围进行了界定,认为这些收益有可能只限于“匈奴西边日逐王”支配[9]5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