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近年来，内亚史、边疆研究迅速成为显学，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思想现象。袁剑在本文中通过贯穿千年的梳理，展现了中国人从西域到旧中亚再到新中亚的历史认知的变迁过程。更重要的是，位于欧亚大陆板块枢纽的中亚，在今天“一带一路”框架中所具有的重要地缘位置，使其再一次从海洋时代的不断边缘化中挣脱出来，再次回到了世界历史的中心舞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新发现和认识中亚，开始越来越引发关注，并触发了当代中国思想版图的改变。

“如果用近现代眼光来看亚洲腹地这块广阔的地方，其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作用几乎微不足道，特别是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等方面更是不值一提……（但在）过去一千多年的岁月里，由于中国、印度以及西方文明的交互影响，在这片天广地阔的历史舞台上曾经演出了无数重要的历史剧目和民间故事。”[1]斯坦因的这段叙述，概括了中亚在过去曾经扮演过的衔接与贯通欧亚文明及其交融互动的中介特质。而在如今“一带一路”倡议所构筑的新地缘背景下，作为欧亚板块地理中心区域的中亚，将在大国政治的外部环绕下扮演怎样的角色、获得怎样的认知甚至是世界历史书写地位？将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和思考的问题。

不管是从历史层面看，还是从认知内容上看，在中国对外部世界区域的认知中，中亚空间的呈现方式表现出更多的波动性。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欧亚大陆本身数千年来的历时性变迁，尤其是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前后所经历的世界地缘格局转变，长期以来作为世界历史舞台的欧亚-非大陆及其代表性的陆地文明逐渐被海洋力量超越，曾经作为欧亚大陆东西端文明交流中介区域的中亚也逐渐丧失其长期以来的中心性，世界历史的主角开始转向外围、海洋与西方，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然面临一个如何重新发现和认识中亚的问题

“中亚认知”的重新确立却并不是个简单的过程，在其背后存在着一些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困境，需要我们去分析和思考当代中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连带性问题。张蕴岭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历史上“长期积累和发展的这种区域性互动关系对于中国区域观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归纳它的重要性：一是区域的地缘视野，始终把周边地区作为基础；二是把周边地区作为利益攸关区；三是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形成一套相处的规则和行为方式。所谓‘君临天下’，其核心价值是要对与中国密切相连的周边国家负责。”[2]可以说，不管是从中国本身，还是从世界角度出发，中亚都在事实上成为中国区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方式影响甚至改变着中国。

中国古代对于中亚区域的认知有其历史记述层面上的丰富性，但同时也必然打上了历史和时代的烙印，存在着单一“中原”观的角度限制，因此在回望的时候有必要结合其他文明对中亚的叙述来综合分析和思考，才能对中亚本身有更为清晰的认识。而到了近代，随着中亚进入帝国主义争夺的舞台，这一区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也就更多地成为国际关系的关注议题。随着中亚大部分区域成为俄国以及后来苏联的组成部分，我们对于这一区域的看法又成为俄国研究和苏联研究的一部分。如今随着中亚各国的独立，我们在新的环境下重新认识这一地区，就有必要超越原先的历史叙述以及国际关系认知，以更为全面和连续性的视角去看待和认识，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新的“中亚认知”。[3]

中国视域与“西域-中亚”框架

《山海经》：中国古代的域外想象

一个国家对外认知框架的形成，需要时间的沉淀，更需要适应周边地缘环境的整体变迁，至少历经近百年的过程。它既是本国知识界域外视野日渐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该国与周边及域外邻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逐步推进的过程。作为一个具有众多邻国的东亚大国，中国在认识自身内部区域的同时，也逐渐形塑了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在古代，中国对于外域的认知较为有限，对域外世界的了解从总体上服从于国内政治与思想秩序的需要，存在一种内部秩序决定外部行为方式的传统。顾颉刚、童书业先生曾撰文指出：“战国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是非常狭小的，他们不大理会四边的情形；在那时只有一种空泛的‘九州’和渺茫的‘四方’的世界观念。到战国后才有具体的‘九州’和‘四极’说出现，这种‘九州’和‘四极’所包括的世界约同宋明两代的中国差不多大。直到战国晚年，才产生出理想的大世界说——‘大九州说’和‘大四极说’与‘海外三十六国’等记载——来，那是受了域外交通和哲学思想，以及天文学等的影响而成立的。古代的域外交通以东西两方为盛，因域外交通而构成了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里的地名，更因此而反映出上古西方交通的一件大故事——周穆王西游的故事——来。”[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