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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导读

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论略

来源:西域研究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7-08

李军(1977-),男,甘肃静宁人,博士,甘肃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小说、辞赋文献;

隆滟(1974-),女,甘肃武威人,甘肃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民俗文化。

清代嘉道之际的著名学者徐松(1781-1848),于嘉庆十七年(1812)因罪而被遣戍伊犁,是为“星伯学案”。“星伯学案”为徐松人生之大不幸,但却是成就其学术辉煌的天赐良机。在前后长达九个年头的遣戍期间,徐松得以驱驰万里,遍历新疆,撰成了被称为“西域三种”的《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对此,徐松好友张琦在《汉书西域传补注》序言中评价说:“星伯非亲历新疆南北路,悉其山川、道里、风土,亦不能考证今古,卓然成一家言。然则星伯之谪戍,乃星伯之厚幸,抑亦天下后世读《汉书》者之厚幸也。”

《汉书西域传补注》共二卷,为徐松校补班固《汉书·西域传》的力作[1],其价值极高,分量千钧。但在当今学术界,相关的研究却颇显寥落,仅有朱玉麒先生进行过初步整理[2]383-514。

在正史中,西域研究之发端,当为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3]3157-3180后来,班固《汉书·西域传》继踵,采录旧文,益以城郭诸国,为后世了解和研究西域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参考资料。[4]3871-3932然而,也正如张琦所云:“夫读《汉书》者,不必至西域;至西域者,不必能著书。”也就是说,向来读《汉书·西域传》者,不一定能够亲至西域;而能够亲至西域的,也不一定具备著书立说的资质。也由此,造成了后人在研读《汉书·西域传》时,经常碰到重重障碍,尤其是其中的地名、人名、地理方位、道里远近等。而徐松作为学养深厚的学者,又具备了“亲历新疆南北路”的客观条件,从而在其扎实的考据学功力基础上,加以实地目验,遂成《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真可谓“天下后世读《汉书》者之厚幸也”!

一、《汉书西域传补注》的主要版本

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的版本极其繁多,这也从一个侧面充分反映出其流传之广泛、价值之重要。据笔者初步统计,并参以朱玉麒先生整理的《西域水道记(外二种)》,可知大略有以下主要版本:

初稿。今已不见传本。据龙万育《西域水道记》序云:“嘉庆丁丑岁(1817),谪戍伊犁,与旧友太史徐星伯先生比屋居,见先生所撰《伊犁总统事略》及《新疆赋》、《汉书西域传补注》,叹其赅洽。”由此可知,《汉书西域传补注》的初稿,应撰成于1817年或之前。而据笔者考证,《新疆赋》初稿撰成于嘉庆二十年(1815),其间就多次引用《汉书西域传补注》。据此则又可知,《汉书西域传补注》一书,亦当撰成于嘉庆二十年,并先于《新疆赋》。

稿本。据朱玉麒先生在其整理的《西域水道记(外二种)》中的介绍可知,《汉书西域传补注》的稿本见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二册,三十四页。其中间有徐松亲笔校勘字迹,当系归京后誊清之手定底稿本,有“古潭州袁卧雪庐收藏”、“常熟翁同龢藏本”、“北京图书馆藏”印。该书署名作“大兴徐松学”,后来之刻本从之,是为付梓之底本。

刻本和印本。最早由张琦于道光九年(1829)序刻,后据以石印、影印、翻刻者甚夥,计有道光二十二年(1842)钱熙祚辑《指海》丛书本(民国二十四年上海大东书局影印)、光绪五年(1879)王灏辑《畿辅丛书》本、光绪六年(1880)章寿康辑《式训堂丛书初集》本、光绪十九年(1893)宝善书局石印本、光绪二十年(1894)广雅书局《广雅书局丛书》本(民国九年番禺徐绍棨汇编重印)、光绪三十年(1904)孙谿朱氏槐庐家塾朱记荣《校经山房丛书》汇编重印本、光绪间上海鸿文书局《西域四种》石印本等。此外,还有以“大兴徐氏三种”名义印行者。而今本,又有《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国边疆丛书》第二辑本、《二十五史三编》本、《二十四史订补》本、《续修四库全书》本等。

二、《汉书西域传补注》的主要内容

《汉书西域传补注》分上下二卷,分别针对班固《汉书》卷九十六上、九十六下的《西域传》全文及颜师古注,而逐字逐句细致展开校补。徐松的补注,包括了对地名的考证,尤其是侧重于地名来源,并随时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以今证古;还有历史人物、事件和时间的考证和补充,极大地丰富了《汉书·西域传》的史料;此外还涉及西域的职官、风俗、山川、地界、城建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正是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才使得《汉书·西域传》更为丰富、精彩。其补注的主要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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