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铭先生系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有特殊贡献专家津贴。他的《吐蕃统治敦煌西域研究》一书，2014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作为“欧亚备要”之一出版。此书在1997年曾作为饶宗颐先生主编的“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之七，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书名原为《吐蕃统治敦煌研究》，1999年获重庆市第一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此次商务印书馆系再版。

该书是研究内陆欧亚历史具有代表性的专著之一。对于此书再版的意义，借用余太山先生在总序中的一段话来说——由于内陆欧亚研究的难度大，早期的研究者要克服的障碍往往多于其他学科。这也体现在成果的发表方面：即使付梓，印数既少，错讹又多，再版希望渺茫，不少论著终于绝版。有鉴于此，商务印书馆发大愿心，选择若干优秀，尤急需者，请作者修订重印。杨铭先生的《吐蕃统治敦煌西域研究》即其中之一。

再版的《吐蕃统治敦煌西域研究》一书，基本保持了原版的内容，只是在以下方面做了微调：一是将原书名《吐蕃统治敦煌研究》修订为《吐蕃统治敦煌西域研究》，显得更能反映全书的实际内容；二是改动了原书中下编的标题，将统一的短标题换成各篇最初刊发时的文章标题，更直观地反映各篇讨论的内容；三是把全书各篇的章、节标题的层次、序号以及注释等，改为大陆学者更为习惯的格式。

全书分上编、中编、下编及附录四个部分，对吐蕃统治敦煌西域的历史做了专题式的深入研究。上编是关于吐蕃对敦煌、西域之统治的研究，涉及吐蕃时期河陇军政机构的设置，敦煌的部落及土地制度，吐蕃统治下的汉、胡诸族，吐蕃统治下的鄯善、于阗。在《吐蕃时期河陇军政机构的设置》一文中，作者对《新唐书》《通鉴考异》与敦煌汉文卷子《莫高窟素画功德赞文》《祈福文》等记载的“吐蕃节度使”，引用敦煌古藏文文书，并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重新做了考释，提出吐蕃在河陇地区设置的节度使建制，是仿照吐蕃本土的翼长制而来的。同时，该文还结合汉、藏文史料，对吐蕃河陇节度使之上的东境节度大使做了考证。

在其他篇章中，作者引用大量的汉、藏文资料，研究了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部落名称、敦煌的计口授田，分析了汉、吐谷浑、白兰、党项、多弥、回鹘、沙陀、粟特等族群在吐蕃统治河陇之下的活动，还对吐蕃统治下鄯善和于阗的城址、居民、部落、土地等状况等进行了详细考证。

在上述研究中，作者经过仔细的分析，就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给人印象比较深刻的几点如下：

一是作者认为，吐蕃对敦煌西域的统治，对这一区域的族群流动、民族融合以及民族身份的改变和认同，均带来了重大的影响。譬如作者提出，吐蕃统治下的敦煌，曾改乡里制为部落制，但这并不意味敦煌的汉人均沦为了吐蕃当局的奴隶，反而通过例举的大量史料证明，敦煌大多数汉人仍然保留了平民的身份。

二是在本书的研究中，作者对吐蕃统治敦煌西域的一些政治、经济制度的考察，总是本着正本清源的方法，力图弄清楚这些政策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其源和流的关系。譬如作者对于吐蕃曾经在敦煌实行的“计口授田”的史事，梳理汉藏史料，从实施的背景、制度的来源、施行的结果等方面做了考释，得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

三是本书对敦煌、西域发现的一些重要的古藏文文书做了集中的解读。如作者对PT.1089《吐蕃官吏呈请状》的研究，颇具代表性。在对文本解读时，作者特别关注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进展和成果，如法国藏学家拉露、日本藏学家山口瑞凤，国内汶江、王尧、陈践等对此件文本的探讨。在此基础上，作者对诸位研究者未涉猎的如lho bal的族源，吐蕃统治敦煌的政策等，做了深入的探讨。

此外，作者在书中采用了藏汉对照的方法，考证了粟特（sog dag）、将（tshan）、曹（tshar）、萨毗（tshal byi）、南波（lho bal）、通颊（mthong khyab）等族名、地名、部落名等，对这些专门术语的语源、演变及藏汉对音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部分解决了长期困扰学术界的疑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