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魯番兩地均是位於古代絲綢之路上的交通樞紐，伴隨着絲綢之路貿易的興起和發展，敦煌和吐魯番不再局限於絲路驛站的功能，而是更多地參與到絲綢之路商貿活動當中，經營中轉貿易，逐漸發展成爲絲路沿綫重要的商業城鎮。20 世紀以來以敦煌、吐魯番文獻的出土爲契機，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興起，兩地商業貿易諸課題在幾代學者的努力下獲得豐碩的研究成果，以下分类别對研究狀況作簡要回顧。

一、材料的刊佈及整理

與歷史地理、社會政治方面的研究相比，敦煌吐魯番地區商業貿易的研究起步較晚。1961年出版的由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料室輯録的《敦煌資料》第一輯(中華書局，1961年)對當時刊佈的敦煌文書中社會經濟部分進行整理和録文，收録包括户籍、土地文書、帳簿、契約等方面的170 多件文書。從某種意義上説，這本書的出版標誌着國內研究敦煌地區經濟、商貿歷史的開端。繼《敦煌資料》之後，陸續有一大批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文獻得以刊佈。對出土文書的整理有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① 文物出版社在1992—1996年間陸續出版圖録本《吐魯番出土文書》，共4 册。(文物出版社，1981—1991年);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録》1—5 輯(第1 輯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2—5 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年);山本達郎等人編著《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史料》四卷本，分《法律文書》、《籍帳》、《契約》、《補編》，每卷分〈A〉解説·録文和〈B〉圖版兩册(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Ⅰ，Legal Texts;Ⅱ，Census Registers;Ⅲ，Contracts;Supplement． 〈A〉Introduction ＆ Texts;〈B〉Plates． 東洋文庫，1978—2001年)。對各類文獻的綜合整理有王永興編著《隋唐五代經濟史料彙編校注》第一編(上下兩册，中華書局，1987年)，該書收集的資料來源於史籍和敦煌、吐魯番文獻，內容涉及隋唐五代的官私奴婢、工匠、賦税、借貸及買賣等;王仲犖遺著《金泥玉屑叢考》(中華書局，1998年)爲從上古至宋代各類商品物產的價格考證，其中卷三“漢晉河西物價考”和卷六“唐西陲物價考”与敦煌、吐魯番有直接關聯。胡語文獻方面，以回鶻文文書刊佈及整理成果較多，回鶻文文書的年代大致在9 世紀末至14 世紀之間，大部分屬於契約類文書。具體有山田信夫編著《ウィゲル文契約文書集成》(大阪大學出版社，1993年)，李經緯《吐魯番回鶻文社會經濟文書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和《回鶻文社會經濟文書研究》(新疆大學出版社，1996年)，耿世民《回鶻文社會經濟文書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6年)。對於社會經濟材料的整理，除上述專著外，還有不少單篇論文，限於篇幅，此處不再一一介紹。這些材料的公佈，極大地推進了敦煌吐魯番地區商業貿易史的研究。

二、通論及專題論著

姜伯勤《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一書是利用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和文物研究絲綢之路貿易的經典之作。該書以敦煌、吐魯番兩地爲中心，研究內容包括敦煌吐魯番兩地通往拜占庭的道路，通往波斯的“白銀之路”和通往印度的“香藥之路”，以及兩地所見參與絲路貿易的粟特人和突厥人的活動等。作者提出的“白銀之路”和將吐魯番的粟特商人分成著籍和非著籍兩種不同身份的觀點影響深遠。李明偉主編《絲綢之路貿易史研究》(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和《隋唐絲綢之路——中世紀的中國西北社會與文明》(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年)，以絲綢之路爲主綫，對隋唐時期絲綢之路繁榮的基礎、西北貿易路發展的規律與特徵、貿易商鎮、粟特胡商的貢獻、絲路貿易中的商品和絲路貿易的商業制度等問題都展開有益的探討。李明偉著《絲綢之路貿易史》(甘肅人民出版社，1997年)一書，站在中原歷史發展的立場，論述絲綢之路貿易興盛衰亡的歷程。殷晴《絲綢之路與西域經濟——十二世紀前新疆開發史稿》(中華書局，2007年)是作者在數十年研究基礎之上對西域經濟史的全域式考察，依時代演進的順序討論不同時期新疆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包括手工業、交通道路、西州的中轉貿易等內容。李瑞哲的博士論文以胡商爲研究對象，題爲《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陸路絲綢之路上的胡商》(四川大學，2007年)，其研究的一個重點是絲綢之路上的商隊，利用墓葬壁畫和出土文書來分析商隊的行進路綫、規模、首領等問題，并嘗試對商隊成員的國別進行甄別。另可參考李瑞哲已刊論文《試論胡商在絲綢之路上的活動以及中原王朝對待胡商的政策》(《敦煌學輯刊》2009年2期)和《古代絲綢之路商隊的活動特點分析》(《蘭州大學學報》2009年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