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研究》
营盘墓地位于新疆尉犁县东南约150 km、罗布泊西侧、库鲁克塔山南麓,为古代交通的咽喉地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人科兹洛夫、瑞典人斯文赫定和贝格曼、英国人斯坦因曾先后考察过营盘遗址,获取铜镜、玻璃杯、丝绸等文物。1995年11~12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营盘遗址进行了考察,发掘古代墓葬32座,清理被盗墓120座,从发掘文物的特征来看,当属汉—晋时期(206B.C.~420A.D.)墓葬[1]。
棉花是锦葵科棉属植物的种子纤维,棉属有51种,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我国栽培有4种:树棉(Gossypium arboretum,又称亚洲棉)、草棉(Gossypium herbaceum)、陆地棉(Gossypium hirsutum)和海岛棉(Gossypium barbadense)。根据文献记载,陆地棉是在19世纪传入中国的,海岛棉引入中国的历史不详,中国古代种植的棉花主要是树棉,古代新疆地区种植的属一年生草棉[2]。自陆地棉引进以来,由于它适应我国的气候,而且产量高,品质好,很快取代了亚洲棉和草棉,遍及全国各棉区。
在营盘M29墓的填土中发现有籽棉约100g,附有干裂分离的棉铃壳。由于籽棉的发现非常偶然,而且在距墓地4 km处有棉花种植场,这些籽棉是否为后世侵入,还是与墓葬同属汉-晋时期?是新疆古代种植的草棉种,还是现代棉花农场的陆地棉种?本文通过加速器质谱测年,实物对比对出土籽棉进行年代与棉种鉴定,进一步结合古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讨论草棉在古代西域的传播与应用。
1 加速器质谱14C断代
1.1 实验
出土籽棉样本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选取1片出土棉铃壳,首先对样品进行物理前处理,清除泥土等杂物以及非年代碳物质,用蒸馏水冲洗干净;然后采用酸、碱、酸的化学前处理程序;再通过热催化还原CO2制备石墨靶。采用基于1.5SDH-1型串列静电加速器的加速器质谱技术(Accelerator Mass Spectrometry)进行年代测定。
1.2 实验结果
AMS所测铃壳14C年代(BP)为(845±40)年(鉴定证书编号 BA06819),所用14C半衰期为5 568年,BP为距1950年的年代[3]。14C年代经过树轮校正,才能得到样品的真实年龄。
树轮校正应用OxCal v4.0程序,IntCal04曲线。从树轮校正年代来看,出土籽棉约为公元1046—1270年的遗存,属宋朝时期。由于籽棉的发现是在汉晋墓葬的填土中,并非墓中随葬品,晚于汉晋时期也是可以解释的,同时排除了是现代棉花农场种植棉花的可能。1959年在新疆巴楚脱库孜萨来出土的晚唐棉籽,被认定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棉籽[4],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由于地层经过扰乱,不能确定棉籽与墓葬同期[5],正如本文研究所发现的籽棉并非与墓葬同期。在此意义上讲,营盘出土的籽棉是经科学测年的中国现存较早的籽棉。
2 棉种的确定
将出土铃壳、种子、纤维用镊子小心除去表面土粒,与现代棉铃进行实物对比,观察铃壳、种子、纤维色泽的特征。现代棉铃实物由国家棉花种质资源中期库提供,产自河南安阳。
从铃壳来看,出土棉铃壳与现代草棉铃壳形状、尺寸非常接近,实测其中3个铃壳平均长为2.1cm,宽为1.5cm,显见棉铃小而圆,明显异于开裂较大的现代陆地棉、海岛棉和亚洲棉的铃形,如图1所示。
图1 吐絮棉铃Fig.1 Opening bolls
将3片出土铃壳复合,与图2中现代草棉的三室棉铃相似。从种粒大小来看,出土的种粒较小,与现代草棉的种粒大小相近,如图3所示,而现代陆地棉种粒较大。
图2 现代草棉和出土籽棉Fig.2 Modern cotton and unearthed seed cotton
从纤维色泽来看,出土纤维颜色发黄,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早期的棉花是自然生长的、带有颜色的棉花,而现代栽培的洁白的棉花则是人工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纤维长时间在土壤中埋藏,纤维老化或黏附了土色。对出土纤维和现代草棉纤维进行对比,二者形态结构接近[3]。
由铃壳、种子、纤维特征确定出土籽棉为草棉种质。
图3 现代草棉种子和出土籽棉Fig.3 Seeds of modern cotton and unearthed seed cotton
3 古文献记载
从我国古代文献记载来看,西域引进的棉花及棉布,在译音方面较为统一,计有“白叠”“白疊”“白緤”“帛叠”“白荅”等,由此衍生出“叠布”“榻布”“荅布”等。西汉张骞凿空,使产于印度的白叠在丝路贸易中从巴基斯坦经克什米尔东传至新疆。
《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此亦比千乘之家”[6]。《汉书》、《后汉书》中亦有类似记载,但把“榻布”改为“荅布”。据刘宋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注曰:“榻布,白叠也”。三国孟康在注《汉书》时说:“荅布,白叠也”。这里虽不能表明西域已有棉花种植,但可表明已有白叠经西域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