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在文献中出现很早，《周礼·春官》就有“笙师掌教吹竽笙埙龠箫箎笛管”的记载，其中的箫为排箫，几无异议，但笛为何物，却未见阐释。汉代的笛出自何处？有说为汉武帝时人丘仲所造，又有说法为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笛，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广义的概念。无论是丘仲造笛，还是张骞西域带回，由于这两种笛并无形制的说明，也就无从辨析说法的真伪。本题所阐述的“汉魏长笛为何物”？通俗的解释是：汉魏长笛为西晋荀勖设计泰始笛欲改造使其合律之笛，唐代尺八之前身。荀勖设计的泰始笛未能被推行，唐代吕才就重行设计、制作了尺八。尺八就是汉魏长笛的改革——笛身改短并使其能符合十二律吕，仅此而已。实际汉魏长笛并非都是“长笛”，其中有“中支”，更有“短笛”。荀勖和吕才所设计之笛，长短不同，都是十二支，只是汉魏时期宫廷雅乐崇尚长笛而已。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研究汉魏长笛，并使它付诸于实际演奏功能，其意义远比高喊将日本现代尺八引进“回家”要有意义得多。

本文所说的汉魏长笛，所宗起源为“羌笛”，所依据的乃是东汉著名学者马融的《长笛赋》。马融《长笛赋》曰：“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己。龙吟水竹不见己，截竹吹之声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当簻便易持。易君君明识音律，原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是谓商声五音毕。”马融所言的“长笛”，形制清楚：这种“剡”（切削）出的吹口、三个音孔能吹四声的羌笛，京房加了一个后出孔，并将后出孔定作商声而构成五声音阶之笛，经后人追加变宫、变徵，并成了能吹奏七声音阶的六孔汉代长笛。从马融的赋中可知，所谓“双笛”，理当是长笛和短笛。随后，这双笛于东汉、魏晋又被制作成了不同长度、多种调门的笛。此事于《宋书·律历志》中叙述得很清楚。此事虽然亦见于《晋书》，但李淳风编写《晋书·律历志》是全文摘录于沈约《宋书》的。

《晋书·律历志》记载着西晋泰始十年（公元274年），中书监荀勖同协律中郎将列和讨论笛律一事。由于当时所用之笛由于“长短无所象则”，所开为匀孔，音高不合十二律吕，故荀勖提出制笛方案：十二笛长短要符合十二律吕，音程（音准）要符合三分损益律。此事列和当然是闻所未闻。在讨论“三分损益”十二笛时，列和曾反驳荀勖：“太乐东厢长笛，正声已长四尺二寸。今当复取其下徵之声，于法，声浊者笛当长，计其尺寸乃五尺有余，和昔日作之，不可吹也。”这“四尺二寸”之笛，合荀勖泰始笛之“蕤宾”，长三尺九寸九分五，是十二支泰始笛中最长的一支。由此可见，汉魏长笛是够长的了。根据新旧《唐书》的记载分析，吕才于唐太宗贞观之前设计制作的十二支“与律谐契”的“尺八”，最长的一支“蕤宾”，其长也只有二尺八寸一分，比汉魏长笛和泰始笛短多了！

如今要研究制作泰始笛、尺八，困难很多；最大的困难就是“晋尺”或“唐尺”的绝对长度究竟是多少。也许有人会说，晋尺不就是晋前尺，即刘歆尺？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中不是考证每尺折合公制为23.08864公分！可是用此尺度折算蕤宾笛，其绝对长度竟达92.25公分！怎么吹？这不就反证《中国度量衡史》中晋尺的折算不合实际。再就日本正仓院藏存的八支唐代“尺八”而言，没一支是符合吕才所设计的“三分损益律”的。至于泰始笛，抑或尺八，为什么没能流传？更有其硬伤——不合时宜，违背了方便演奏的原则。此问题将在后文分析。

我们经过分析，欲制作汉魏长笛，可以从荀勖的泰始笛确定音孔位置的方法入手。

从荀勖“笛律”的讲述中得知，当时的长笛“同均”可奏“三宫”，即一支笛可奏三个调：正调、下徵调和清角调。这三个调依次等同于今日筒音为A之曲笛的D调、A调和G调，也就是匀孔笛的小工调、乙字调和正宫调；也就是筒音为D之洞箫的G调、D调和C调。因此，如何依据荀勖确定音孔的办法来确定匀孔长笛的音孔位置，是一个颇费周折的问题。荀勖的泰始笛，正调的筒音是角，后出孔之音是商，同匀孔长笛的音位是相左的，且后出孔同底孔的音程为大二度。我们在制作匀孔长笛时，第一孔同底孔的音程依旧是大二度，而后出孔同筒音的音程则定为大七度（小二度），将第一孔同后出孔的间距五等分，这就定出了六个音孔间距绝对相等的汉魏长笛的音孔位置。关于音调，如今我们不再纠缠于所制之笛究竟是属于黄种，还是大吕，只求制作能切合实际而能付诸实际演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