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音乐史学基本问题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8ZDA025)

2018年12月8日,“第二届丝绸之路乐舞艺术高端学术论坛”在浙江音乐学院隆重召开。我们向会议提交了《关于中亚的丝路音乐研究》的发言。之所以选这个题目,主要设想是：对于丝绸之路音乐研究,中亚是最重要的一个考察对象。它不仅意味着中古时期自西向东的世界性文化传播的源头,而且意味着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的纵深。由于资料工作做得不够,音乐研究者对它尚不熟悉;因此,迫切需要加强基础建设。我们遂以“举要”方式介绍了相关成果和资料。但在会后,当我们着手把有关设想写成学术文章的时候,我们发现,那篇发言其实是挂一漏万的,亟待补正。这样一来,原来的写作设想就逐渐膨胀成为一个系列。本文是这个系列的第一篇,拟概述中亚丝路音乐研究的意义和背景。接下来有两篇重点介绍资料信息：一是相关成果篇,二是基础建设参考文献篇。承《音乐文化研究》慨允,今将这一组文章提交各位同仁批评补正。

一、丝路音乐传播的点、线、面

我们对丝绸之路音乐的了解,是从若干个点开始的。比如《隋书》卷十五《音乐志》记七部伎说：

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其后牛弘请存鞞、铎、巾、拂等四舞,与新伎并陈,因称四舞。……①

这就意味着,从北朝到隋代,音乐传播有洛阳、凉州(《清商伎》)②、高丽、天竺、安国、龟兹、建康(《文康伎》)③、疏勒、林邑(《扶南伎》)、高昌④、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15个重要节点。其中华夏3个节点,西亚1个节点,东亚4个节点,西域6个节点,东南亚1个节点。每个节点都拥有较高水平的艺术音乐,主体上是宫廷音乐。正因为这样,它们成为某种文明的象征,被编入隋唐时代的国伎。

这些乐伎有一个重要的音乐史意义,即代表了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几条路线。从载体角度看,一是通向西域的陆上传播路线,二是通向东海、南海的水上传播路线;从空间角度看,一是东西向的传播路线,二是南北向的传播路线。关于南北向的音乐传播,《文献通考》卷一四八《乐考》有一句很重要的评价,云：“隋既混一,合南北之乐而为七部伎。”⑤也就是说,七部乐从酝酿到形成,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汇合中原旧乐和北方各国宫廷音乐,成为洛阳之乐;后一阶段汇合北朝宫廷音乐和南朝宫廷音乐,成为长安之乐。从结果看,七部乐是中原和西域、南海相交通的产物;而从过程看,七部乐建设的本质是“合南北之乐”。⑥

不过,如果把目标放大,我们会发现：以上说的每个点,都是某种网状传播的产物,也就是说,来源于面的传播。比如上面说的洛阳、凉州、建康,在魏晋南北朝,其实是以下几个音乐传播面的代表：

(一)在中国北部,以中原都城为据点的音乐传播。公元311年,洛阳被汉将刘曜攻陷,西晋王朝的文物礼法散失四方;公元493年,为进一步巩固政权并继续向南发展,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洛阳重新成为礼乐之都。在这180年时间里,西晋宫廷的礼乐器用按“洛阳→襄国→邺城→长安→长子→中山→平城→洛阳”的路线,以及“洛阳→襄国→邺城→长安→长子→中山→邺城→广固→长安→统万→平城→洛阳”的路线,在中原地区经历了曲折的流动。

(二)在中国西部,以凉州为据点的音乐传播。公元4世纪至5世纪,在河西走廊这个相对富庶的交通枢纽地区,聚集了以下乐部：公元311年永嘉之乱,洛阳太常乐工避难迁入凉州,其中有清商乐部。前凉时期(346-353),天竺王重四译来贡男伎,天竺乐部通过凉州进入中国。公元384年,前秦吕光攻克龟兹,次年携西域奇伎异戏等归姑臧,建龟兹乐部。吕光据守凉州之时,留居河西的乐师和乐器形成新型的音乐品种——西凉乐。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讨灭北凉,凉州诸乐迁入平城,成为北魏宫廷乐人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为北齐和隋朝所继承。

(三)在长江流域,以建康、荆州等南方城市为据点的音乐传播。建康容受北方礼乐的事件大略有六：一是永嘉之乱,“乐声南渡”;二是永和八年(352)冉魏灭亡,原来经前赵、后赵进入邺城的西晋乐工部分南逃至东晋;三是永和十一年(355),东晋军队在寿阳(今安徽寿县)收容了由襄国、邺城南逃的乐人;四是孝武帝太元八年(383)淝水大战,西晋乐工作为战利品加入东晋;五是义熙六年(410),刘裕(后来的宋武帝)北伐南燕,将南燕都城广固(今山东青州市)的工人伎乐携至江南;六是义熙十三年(417),刘裕率军攻克后秦国都长安,获乐南归。除此以外,永嘉之乱前后的乐工南渡另有两条路线：一是中线,起于洛阳和关中,分别经南阳盆地和汉中盆地,汇聚于襄阳、江陵等汉水流域城市;二是西线,起于凉州、秦州、雍州,经秦岭栈道而进入汉中盆地和成都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