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音乐研究是一个富于历史意义的事业。它联系于广义的中外交通史研究,作为其中一部分,既依托这一宏大背景而展开,也给它必要的补充。研究者通常认为:这是“音乐史学”和“大史学”的关系。①在中亚音乐研究和中亚研究之间,同样存在这种关系。我们曾在《关于中亚的丝路音乐研究:概论篇》(以下略称《概论篇》)②中阐述了这种关系,指出音乐史学的成功,有赖于“大史学”的发展,比如,“从最近几十年的情况看,中亚学的高速发展有两大表现:一是表现为一系列研究机构的出现;二是表现为一大批有关中亚的著作和译作的问世。”正是这两种表现,为中亚音乐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概论篇》曾经提到前一个表现,即在北京、上海、乌鲁木齐、西安、兰州等地,陆续建有各种专门研究机构。事实上,除那些机构之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边疆研究所、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民族与人类学研究所,在新疆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在新疆大学、兰州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或西域语言研究所,亦形成了中亚研究的氛围。另外,在一些尚未成立相关研究机构的高校,也出现了中亚研究的传统,例如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项英杰,曾主持完成国家重点课题“中亚研究史”。至于后一种表现,则可以分为两部分:西文部分和中文部分。对于以西文方式发表的中亚音乐研究的成果,我们已在《音乐研究》上作过讨论。③为此,今拟以此文,讨论第二部分,即从1980年以来,同中亚丝路音乐研究相关联的汉文成果表现。我们的目的,是正确认识中亚丝路音乐研究的背景,也明确这项研究的意义和努力方向。

一、关于中亚的通史著作

《概论篇》曾经说到:作为丝路研究的对象,中亚历史与文化具有明显的特色。首先,中亚文明源远流长,其历史远远早于丝绸之路。其次,中亚在地理上具有枢纽的意义,一方面,它方便人类迁徙,因而具有文化整体性;另一方面,中亚不存在独立发展的土著文化,它同周边文化的交流一直是多元的,故被称为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the Crossroad of Civilization)。正因如此,中亚音乐研究要将对象放置在广阔的语境当中,与中亚纵向的历史发展与横向的文明交融建立联系。也就是说,中亚音乐史学和“大史学”有更为紧密的关系。为此,要特别重视关于中亚的通史性著作。这些著作不仅为中亚音乐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背景知识,而且提供了可供比较的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

这类著作,除王治来所著《中亚通史》④外,最著名的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于2002年至2013年出版的六卷本《中亚文明史》,以及商务印书馆于2018年出版的五卷本《中亚史》。后者由蓝琪、赵永伦、苏立公、黄红等合著;前者则由以下人员合作完成:第一卷,[巴基斯坦]A.H.丹尼、[苏]V.M.马松主编,芮传明翻译;第二卷,[匈]亚诺什·哈什马塔主编,徐文勘、芮传明翻译;第三卷,[俄]B.A.李特文斯基主编,马小鹤译;第四卷,[英]C.E.博斯沃思、[塔]M.S.阿西莫夫主编,华涛、刘迎胜翻译;第五卷,[法]阿德尔、哈比卜主编,蓝琪翻译;第六卷,[伊朗]恰赫里亚尔·阿德尔等主编,吴强、许勤华翻译。除此之外,还有以下著作:[苏]V.V.巴尔托里德著,耿世民译:《中亚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美]加文·汉布里主编,吴玉贵译:《中亚史纲要》,商务印书馆,1994;[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项英杰译:《草原帝国》,商务出版社,1998;项英杰:《中亚:马背上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丁笃木:《中亚通史》(现代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余太山、李锦绣主编:《古代内陆欧亚史纲》,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

这些著作皆是将“中亚”作为统一的研究对象,将与中亚历史相关的民族、文明、国家置于同一层面而产生的区域性、通史性研究成果。由于中亚历史上各类人口频繁流动,中亚的地理边界难有精确的划定,故这些著作的论述范围颇有不同。比如王治来《中亚通史》等著作的研究范围是“以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两河流域作为中心,附带地涉及其周围地区”(第1页),大致相当于现在所说的中亚五国;而译著《中亚文明史》的研究范围是“阿富汗、伊朗东北部地区、巴基斯坦、印度北部地区、中国西部地区、蒙古和苏联的几个中亚共和国的文明”(第一卷第6页)。理解这种差异,是理解中亚史和中亚音乐的重要环节。

二、关于中亚的国别史和专门史著作

中亚位于亚洲大陆腹地,曾经容纳许多民族及其政权。无论是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还是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都曾统治过中亚。雅利安人、斯基泰人以及贵霜、突厥、匈奴、蒙古、俄罗斯和汉民族,都曾在这里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地理上的便利,这些民族和政权之间,因经济、政治等原因进行了复杂的交流和融合。因此,关于中亚各国的国别史研究,总是包含民族史和文化交流史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