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狮子入华

汉代是一个对外开放的时代，尤其在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中原地区与西域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更甚。当时的国人以豁达自信的心态，对外来文化广泛吸收，按照自己的需求适当改进便被使用。可以说汉代是中国传统文化蓬勃兴起的时期，同时也是域外文化大量进入的高峰期，由此孕育出大气磅礴的汉代艺术。

国人对于狮子的形象特征在先秦就已经有一定的认知，但是在史料中所能查阅到的多为类狮形象的神话性描述，并未发现汉代之前有狮子入华记录的文献资料。西汉时期的著作中也没有发现此类记载，司马迁的《史记》和许慎的《说文解字》均无“狮子”记述。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开通以后，古籍中始现狮子入华的记载。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载：“乌弋国有师子，似虎，正黄，尾端毛大如斗”，又载：“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1]《后汉书》载：“章和元年（公元87 年），安息国‘遣使献师子、符拔。’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 年）‘安息王满曲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顺帝阳嘉二年（公元133 年）‘疏勒国复献师子、封牛。’”[2]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大约始于东汉时期，东汉明帝刘庄遣使蔡愔、泰景等人往天竺求佛法，永平十年（公元67 年）偕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以白马驮佛经返回洛阳。翌年，明帝在洛阳建中国最早的佛教寺院“白马寺”，自此佛教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逐步融入本土文化，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与佛教造像紧密相关的狮子也被民众所认识和崇尚，其形像在佛教建筑中出现，因此佛教的传播是狮子艺术在中国肇启的另一重要媒介。

由此推断域外狮子最早于我国东汉时期进入中土，但由于数量极少，多被圈养于皇家外苑之中，能够见其实物者甚少，故对狮子的描述往往缺乏依据，传说的成分甚多。

二、汉代狮子的表现形式

汉代时期明确为狮子形象的艺术作品并不多见，其形象用途较为单一，或作为欣赏把玩的类狮玉雕，或作为帝王陵墓神道上的镇墓石兽，或是以浮雕形式出现在墓道和墓室中的画像石、画像砖上的类狮造型。

1.类狮玉雕

20 世纪60 年代初，汉元帝渭陵寝殿遗址出土了一批西汉玉器雕塑，包括类狮玉辟邪、玉熊、玉马、玉鹰等。其中两件带翼类狮玉辟邪，现藏咸阳市博物馆，一件为白玉质，局部有少量红璞，其头部高昂，挺胸呈行走状、头饰双角，颚下有狭长髯须，腹饰羽翅，长曲尾拖地；另一件白玉质，局部带有原玉璞中的黄褐色，其造型挺胸呈半伏状，昂首前视，张口露齿，头饰双角，颚下有髯须，背部也饰双翼。两件玉辟邪造型均有狮子的特点，又具备典型的中原神兽的特征。从这两件类狮有翼玉辟邪可以确定，在西汉晚期中国已经出现了狮造型艺术品，虽然还带有中原化的神异特征，但说明当时国人对狮子的外形特征有了初步的了解。

2.镇墓石兽

汉代镇墓石兽初步形成了中国民族化的艺术表现手法，反映出那一时期的民族传统风格和文化观念。中国早期的狮子石刻主要用于镇守陵墓，以驱魔除怪，守卫墓主，荫护后人，同时也体现死者身份和地位。南朝沈约著《宋书·礼制》载：“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做石室、石兽、碑铭等物。”汉代石狮立于陵墓前神道之上，多为站立或行走之造型，体量庞大且气势磅礴。至今所发现现存最早的石狮雕刻遗存是山东嘉祥县武氏墓祠石狮与四川雅安县高颐墓石狮，两狮均于东汉年间建造，并有准确纪年。

3.画像石浮雕

南阳汉代画像石中的狮子形象，昂首挺胸，怒目张口，肩有双翅，身似虎豹，首部类狮，嘴部突出，形体筋骨结构明显，着重刻画了狮子标志性的鬣毛。其形态动势强烈，躯体直长，长尾曳地，呈曲线“S”造型，具有一种弹力的跃动之感，更具活力和生命力。

三、汉代狮子造型艺术的特点

汉代狮子艺术造型已经具有狮子的某些特征，但与真实狮子形象差之很远。狮子作为西域诸国的贡献之礼品，数量稀少，成本高昂，被深藏于帝王御苑之中，寻常百姓难窥真容。所以民间工匠对动物学意义上的狮子特征知之甚少，对于狮子形象的信息主要来自于民间的口口相传和文字记载。

在此基础上所创作出来的汉代狮子形象具有三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汉代狮子吸收了西域狮子的造型因素，已经具备了真狮的一些代表性特点，如狮子特有的鬣毛、牛尾都表现出来了；另一方面汉代艺术吸收了楚文化中天真豪放的浪漫精神，汉代狮子都具有一种力量和运动的美，其体态多为富有动感的奔跑状或行走状，充满生命激情，其造型多夸张变形，肩饰双翼，躯体呈“S”形，散发出自由而强烈的力量感；第三方面汉代狮子继承了先秦时期博大、神幻、跃动、写实的民族传统风格，形态遒劲而又含蓄。在造型上运用创造神异动物的传统处理方法，抓住代表动物的基本特征，进行理想化的创作，如狮子造型具有虎或豹头、狮身、鸟翅的特征。汉代工匠注重对狮子威武、强健和凶猛气概的理想化表现，并不局限于真狮的本来面貌，这样创造出来的汉代狮子必然与原形差异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