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活动就是以书籍作为文化载体，由共同的动机与目的联合起来，并完成一定社会职能的动作总和。主要发生在不同区域之间书籍的循环流动与传播，是传播者运用一定的物质媒介和传播方式，将书籍及其所蕴含的内容传递给接受者的过程。就唐与西域之间的书籍活动来说，书籍的主要输出方向是由唐向西域，也有由西域向唐输出的现象。书籍活动的渠道是在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沟通和交流信息的各种通道，即书籍传播的媒介，传播渠道则需要相应的媒介配合，从而对传播渠道进行定型。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媒介包括信息传递的载体、渠道、中介物、工具或技术手段等[1]86，以扩大和延伸信息。本文所论之西域，主要取其广义概念，指凡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今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地区[2]359。

一、人口迁移

本文所讨论的人口迁移根据迁移方向可分为：内地人口西迁和西域诸国南下迁往中原。唐王朝国势强盛，在完成中原的统一大业后，重新实现了流沙东西的政治整合，恢复了汉、晋以来西域旧疆，西域(唐称之为碛西)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及其同汉族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和加强了[3]228。在此基础上，唐王朝在靠近西域的西北地区创置了伊、西、庭三州和安西都护府以统治西域，在这一举措影响下，西域诸国纷纷归顺唐朝。

内地人口西迁的汉人主要由官员、军人及其家属、农民和手工业者、商人等构成。迁移人口来源有二，一是高昌国故境的土著汉人；二是内地御边的汉民、汉军及其家属，其主要来自河西凉、甘、瓜、肃、沙诸州[3]231。大批汉族军民西迁定居，同高昌故国境内的土著汉人、西域异姓突厥诸部与回鹘、塔里木城邦西域诸国、部族(于阗、鄯善、龟兹、焉耆等)结为一体，从而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唐朝民族文化的兴盛发达，一方面是指中原内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强烈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唐朝统治所及的地区包容了各民族不同的文化成分[4]20。后者就包括了西域诸国、部落南下迁往中原，成为民族融合的重要力量。下面以李鸿宾在《唐代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以北方区域为线索》统计结果为基础，兹罗列唐代西域诸国南下迁往中原的相关情况统计如表1[5]68-71：

表1 唐代西域诸国南下迁往中原的相关情况统计民族名称原居住地区迁徙地区迁徙时间迁徙人数西域胡人西域地区(今新疆和中亚等地)。具体指高昌、龟兹、焉耆、疏勒、于阗、粟特、天竺、安息、大食、波斯、大秦等地分布在东起营州,经幽州、河东道北部诸州、关内道北部河南地诸州、凉州,西至沙洲(近敦煌)的广阔沿边地区,及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城市迁移时间与隋唐始终。移民数量以太宗、玄宗二朝最多估计在安史之乱前居住在中原和其沿边地区的西域移民与后裔(不计已居住几代的西域籍人)应有四五十万人突厥长城迤北大漠草原、葱岭东西等地主要迁往中原北部沿边地区、东起河北道营州(今辽宁朝阳),西至陇右道凉州(今甘肃武威),河南地(河套南部)大致从唐朝初年,特别集中在贞观三年(629)以后。持续到玄宗天宝年间吐蕃青藏高原吐蕃建立政权后,迅速扩张,并与唐争夺西域,包括整个青藏高原,地跨今藏、新、川、滇诸省区。向唐则迁入陇右、关内等道和中原地区自太宗贞观时期建立政权后,持续到唐后期吐谷浑分布在今青海境内。自西平临羌城(今青海湟源东南)以西,且末(今新疆且末)以东,祁连山以南,昆仑山,巴彦喀拉山以北之间陇右道凉州、关内到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等地初唐时内迁四次。第一次是高宗龙朔三年(663)迁入凉州,第二次是咸亨三年(672)迁入青海后复迁入灵州,第三次是圣历二年(699)迁入灵州,第四次是慕容宣超率吐谷浑人回迁青海后复迁入河西各州上述迁入的人口数字大致在10万左右

以上统计大致反映了唐代西域诸国、部落的人口南下迁往中原的基本情况。人口迁移所带来的直接影响便是胡族汉化，内地迁移的汉人与当地土著人共同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主要体现为人口迁移对西域文化的影响，即促进中原文化在当地的传播。唐朝统一西域后，汉语文化的普及，兴办学校和科举，儒学和儒家文化在这里有了较大的发展，汉语言更在这一地区广泛流行，汉文学在此广泛传播[6]179。我国传统以儒家哲学为核心的汉文化也构成了西域文化的主体，这也是唐与西域书籍活动的重要推动力。

入唐后，科举作为主要的选拔人才制度，而科举考试的内容基本都来源于五经，普通士子自然对其青睐有加。根据吐鲁番出土的唐代西州文书，儒家经典著作一应俱全，包括大经《礼记》，中经《毛诗》，小经《尚书》以及《论语》《孝经》等，其中《礼记》曾发现孔氏传写本，亦属古文经系统，而有字无疏，字多古写[3]252。大经、中经、小经自西汉以来便有今古文之争，而从吐鲁番出土的三经皆属古文经，反映了唐代西域汉文化水平之高。此外，启蒙课本《千字文》《开蒙要训》以及《太公家教》很有可能远播西域。《新唐书》卷二二一《高昌传》记载其国人的一首歌谣，曰：“高昌兵如双月，唐家兵(一作汉家兵)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几何自殄灭。”[6]6222这首歌谣虽短，但已初具唐诗的规模，反映出唐代西域人已十分精通汉文化，唐代诗坛所涌现出的一批专以歌颂边疆生活为主题的诗人，他们大多亲履西域，以诗歌的形式表现出西域的民俗文化。西域学子也纷纷学唐诗，吐鲁番阿斯塔纳363号墓出土的唐景龙四年西州义学生卜天寿抄《十二月新三台词》及诸五言诗，即为明证。内地人口西迁与西域诸国、部落南下迁往中原都促进了中西两地文化的交融，不仅传播了学术，也承担了传播书籍的任务。